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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康《巴曼尼得斯篇》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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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在《纯粹理性批判》产生以后建设一种万有论[Ontologie,通译“本体论”]至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建设新的万有论并非原则上不可能;然而两个基本条件必先满足:即《纯粹理性批判》的了解和《纯粹理性批判》以前万有论的了解。

最能满足这个需要的,在柏拉图的“谈话”首推《巴曼尼得斯篇》。

柏拉图于《费都篇》-《国家篇》时期的“相论”(希腊语ideaeidos,德译Ideenlehre,英译Theory of Ideas)之要点在于:以一个和事物“同名”的“相”解释个别事物;如若我们用一句话来代表它的精义,那就是《费都篇》里的“由于美,一切美的东西美”。

P6这一“相论”近传至亚里士多德,远传到仆罗丁,甚至间接地支配了整个中世纪;然而它在近代的初年已一蹶不振,“相”的地位为自然律所代替。

老年柏拉图在《巴曼尼得斯篇》中以一种新的范畴论自我取代了“同名”的“相论”,其在系统哲学方面至今仍有价值。

[以上自述译《巴曼尼得斯篇》的理由。]

P8[陈康对Klassische Philologie的译名“古文字学”颇不满意,无奈在找到适当译名前只能从俗。Philologie源自希腊语的philologos(拉丁语为philologia),意思是“爱语言”(若按海德格尔对logos的独家解释,则为“爱采集”)。希腊人爱语言如同爱智慧,可见语言与哲学的关系之源远流长。目前通行的Klassische Philologie新译名“古典语文学”并未转达出“爱语言”的这一层意思(同样,译名“哲学”也未能转达“爱智慧”的本意),这真是翻译的无奈。]

[由陈康自述注《巴曼尼得斯篇》的理由,想到“是”和“存在”的译名之争,想到解决这一争端的唯一之道,不是什么洋洋数十万言的长篇大论,而是对西文思想典籍的翻译和重译,对翻译和重译中加深对西文哲学名相的真正理解。]

[陈康接着谈到严几道的“译事三难:信、达、雅”。

“信”可说是翻译的天经地义。可是具体反映到操作层面上,却有逐词逐句、一一对应的“信”,还是词有参差、句有裁截的“信”,换言之,可以只讲义理之信、不讲章句之信。照目前流行的趋势,似乎只能是前者,甚至一个字都动不得,加些起承、转折之类的虚词尚且要放在方括号里。然而就是这等译家,却对将义理幽深曲折的Sein译成内涵收窄、直白无遗的“存在”却安之若素。此之谓信耶?不信耶?

陈嘉映提出“翻译”和“改写”的界定在于,翻译要形式上的对应,大体上说,即是词对词、句对句。(陈嘉映《从感觉开始》)最直截了当的形式对应即是音译。但音译译名从此失去了与同根语词的字面联系。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取音译。若现成现成汉语旧词难楔西方名相新义,只能生造新语词。

“达”指读者能借助译文顺利领会作者原旨。这里牵涉到文本与读者的互动问题,一个科学外行即使对汉语写作的科学论文也谈不上一个“达”字。然而,倘若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尚且有些隔,即未达,安能通过译文让读者达?还有一种是,原文就是晦涩的,存心不想让人达,那么,无论译者本事多么大,也无法让读者达。

陈康视“雅”为哲学著作翻译中的脂粉,我则不以为然。哲学翻译中的“雅”并非指美言美辞,而是指译文必须是琅琅上口而又经得起推敲的现代汉语,不必尽是长到无以复加的定语套定语句式,不妨在非曲解义理的前提下多作些词性转换(如由动词而来的德语名词可还原为动词),以符合国人的阅读习惯。]

P9[接着说翻译不仅针对不懂西文者,而且也针对精通西文者。因为翻译即是译者对原作义理的再解释,无论怎样忠实的翻译都是一种解释,翻译的学术价值正在于此。]

P10翻译哲学著作的目的是传达一个本土所水有的思想。但一种文字中习惯的词句,只表示那在这种文字里已产生了的思想,而且也只能表示它。

[因此欲传达一种在本土从未产生过的思想,唯一的办法是引入新的名相,而新名相必以新语词为载体。我们必然对新语词感到不习惯,一如吟诵了两千年的传经,虽然有许多语词已经进入我们的日常语文,但大部分名相我们依然对它不习惯。事实上“存在”亦非汉语固有名相,只不过近百年来它由东洋西入中土,捷足先登罢了。]

P12最可怕的乃是处事不忠实;为了粉饰“文雅”不将原文中的真相、却更之以并符合原义的代替品转授给一般胸中充满了爱智情绪而只能从翻译里求知识的人们,那是一件我们不敢为――且不忍为――的事!

P18《巴曼尼得斯篇》的中心问题:

极端相反者是否相互分离而不相互结合?因为有人分别“相”和个别事物,这问题乃分化为二:(1)极端分离的“相”是否相互分离而不相互结合?(2)极端相反的性质是否相互分离而不在个别事物里相互结合?现象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个别事物有极端相反的性质,譬如“少年苏格拉底”既有身体的各部分(他即是多)又是毕陀朵罗斯家中七位宾客之一。于是问题(2)乃变为极端相反的性质如何在个别事物里结合?

P19《巴曼尼得斯篇》的中心问题(续):

极端相反的性质相互结合乃是不容否认的现象;解释它如何可能,乃是――用希腊哲学中的术语讲来――“拯救现象”。“少年苏格拉底”欲用一种“相论”完成这工作。他以个别事物“分有”和它“分离”的、“同名”的“相”来解释。仔细的研究发现这个“相论”自身有许多困难。本篇“谈话”的第一部分未有积极的结果即在此结束了。

第二部分共包含八组推论以及一个附录。在第一和第六两组里,柏拉图指出,在什么条件下极端相反的“相”或范畴不相互结合;在第二和第五两组里他指出,在什么条件下极端相反的性质在个别事物里相互结合和看起来相互结合;在第四和第八两组里他指出,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既不在个别事物里相互结合也不看起来如此。并且他又指出,第一组推论的假设只是思想方面可能,并不符合客观事物;第二组推论的假设不只是思想方面可能,而且也符合客观事物。第四、第六、第八三组的假设情形和前者相同,第三、第五、第七三组的假设情形和后者相同。

[陈康认为,他的解释是一个新的尝试,解答了由新柏拉图派起直到现在一千数百间未得到解决的问题。]

P20何以在柏拉图的思想里会产生上述问题?陈康提醒我们在寻找答案时勿忘记一句名言:“真理是完整的”(Die Wahrheit ist das Ganze)。

学界公认《巴曼尼得斯篇》的完成早于《哲人篇》,但二者著作时期相近。《巴曼尼得斯篇》中的八组推论是《哲人篇》中“通种论”的初步工作;而“通种论”则是那八组讨论精密的完成。

[顺便说,《哲人篇》(英译篇名Sophist)通译为《智者篇》,在对Sophist尊崇的程度已经降了一等,更有译成《智术师》的,则又降了一等。希腊的智者似乎不甚入国朝学者(如刘小枫)的法眼。相形之下,陈康先生译Sophist为“哲人”,推崇之情,油然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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